官场是一座特殊的历史舞台，也是一只高倍数的显微镜，各类人物的表演各不相同。但是，最活跃、最得意、最吃香的是忙人。他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一定的权力，无论如何，人们在表面上还是尊重他的。忙人见了人就埋怨太忙，今天要参加四个会议，而且必须发表重要讲话；还有三个饭局是推不掉的，只能都过去坐一会儿，还有两场晚会和舞会，他只好派代表了。他摇着头，摊着手，似乎无可奈何，好像什么事情也离不开他一样。其实，人们在他埋怨的语气中却明显感觉到了一种得意和满足的情绪。
一天，一位女记者来到忙人的办公室，推开他的房门，女记者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桌子上放着两部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忙人正拿着手机吆喝着和谁打电话；腰间的传呼机嘀嘀声不断；忙人的两腿间还夹着对讲机。指挥百团大战的将军也不过如此吧。女记者见状赶快退了出来，忙人如此之忙，怎么忍心打扰他呢。
忙人有三多，电话多、会议多、应酬多。还有三个特点，爱讲话、爱训人、爱吹嘘自己。他经常说，想当年我们如何如何。我说那件事情应该怎么办，有的人就是不听，结果怎么样，不出我的所料。事情如果办成了，忙人就说，那是他的功劳；事情如果出现了问题，忙人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还埋怨别人执拗，不按他的意见办事。
忙人有许多讲究，特别注意排名的次序、主席台他名牌的位置，稍有不合适，他就大发雷霆。他坐车必须是好车，才显得体面，合乎自己的身份。如果哪一天排不开，办公室给他派了吉普，他就王顾左右而言他地找岔子把主任和管后勤的干部收拾一顿，借以发泄心头的不满和郁闷。
忙人非常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他一出动，前呼后拥，记者跟随。几乎每天电视里要有他的图象，电台有他的声音，报纸上有关于他的报道。群众当面怪笑着称他为大忙人，背地里议论他是电视明星。一打开电视，看到他那张平庸的脸庞和浮华的目光，人们立刻就将频道调过去，嘴里还呜哝着骂一句什么。忙人自己当然听不见。他每天要坚持看新闻，主要是看自己在屏幕上的光辉形象。这是他每天最后的精神安慰，如果没有看好，他晚上就睡不安稳。他边看边向老婆讲述当时开会的情景和花絮，兴致勃勃。老婆一点也不感兴趣，斥责当地新闻是头像展览。
忙人在忙什么呢？谁也说不清。他的台历上提前几天就排满了日程，邀请剪彩、揭牌、颁奖的请贴在大班台上放着一叠。文件夹子送来几个，他只在他姓氏上画个圈，算是已阅。
忙人就这样在忙碌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他觉得风光无限，乐此不疲，兴味昂然，就像上足了发条的马蹄表，叮当叮当走个不停。他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就是官职升得太慢。
忙人退休了。当他接到免职文件时，他才突然意识到自己老了。站在大镜子面前，望着自己的白发和松弛的眼袋，一种栖惶的情绪涌上心头。整理完书报，他站在门口回望着朝屋里扫视了几遍，才依依不舍地锁上了门，交了办公室的钥匙。回到家里，他若有所失，就像断了线的风筝，灵魂无所依附。忙忙碌碌了半辈子，突然闲下来，无所事事，他心中充满了迷惘和茫然的思绪。
第二天早晨，他和平常一样，早早起来，散步锻炼，吃了早点，穿好衣服，梳理了头发，夹着公文包走出了家门。他已经走到下一层楼梯的转角处，老婆追了出来：“你，你干什么去？”“上班去呀。”他仰起头望着上层楼梯口的妻子，似乎有点不可理解。“回来！”老婆厉声命令他。“退休了还上什么班。”他忽然清醒过来了，拍着脑门懊悔地自言自语地呢喃道：“习惯成自然了，我怎么忘记了自己已经退休了呢。”
女儿来看望父亲，见他就像丢了魂似的无所适存，她知道父亲的心思。她和母亲把家里的房子腾出一间，给父亲做办公室。把电话也从客厅移到了这间房子，给他买了文件夹和报纸。忙人于是就在家里办起公来。不过，也没有什么公可办。没有人请他去剪彩、揭碑，文件夹里夹的是外孙的作业本。家里的人都走了，他在屋里走来走去，只听得座钟叮当叮当的响。他对着空旷的屋子讲话，他把桌子、板凳当成了观众。他讲得非常投入，拉着他特有的腔调。老婆买菜回来，走到门口明明听见屋里有人讲话。但是，开了门却见只有忙人一个人在家。她一边换着拖鞋，一边问他：“你在和谁讲话呢？”他掩饰着自己的失态：“没有啊。”“胡说！我明明听见你在讲话。”他端着茶杯在屋里来回走着：“那是你的幻觉。”
老婆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女儿。女儿最理解父亲。她知道他能享受忙碌，但是，他不能忍受孤独。有一天，女儿背着家人把父亲原单位的下属请到酒店吃了一顿饭。临毕，恳求大家帮她办一件事情。别人以为是什么事情呢，心里都打着鼓儿，吃了人家的饭，不答应不好意思，可是，这是什么事情呢？原来，非常简单。女儿请他们抽空到家里去向父亲请示汇报工作。大家答应了。如此以来，家里经常又人来人往。有的人非常精明，一到家就拉着忙人的手，必恭必敬地说：“老领导，我们太想念您啦。我们的工作离不开您啊。我们最爱听您讲话呀……”还有的人说：“你虽然已经退休了，有些工作搞不下去，我们还得请示您啦，您一定要不吝赐教。”忙人心里感到非常的满足和惬意。
时间一长，那些口是心非的人渐渐都不来了。他们害怕听忙人那海阔天空的侃侃而谈，他们听得头皮发麻，忙人停不下来，他们脱不了身。忙人又闲起来了。看到他难受的样子，老婆拉着他去上街买菜。他感到奇怪，这个世界怎么了。以前，他走到街上，总是有人不断上前和他攀谈和打招呼，有的人他就不认识。现在，以前与他非常熟悉的人，见了他就像路人，表情木然，眼皮也不抬一抬，好象就根本就不认识他。他追上前去，拉住人家的手，骂他问候他。对方才装着刚看见他的样子，急忙组织出一副热情的笑容，客套地问候他几句。忙人说：“请你给我打电话。”他慌忙把写在小纸片上的座机和手机的号码递给对方，喋喋不休地说：“我在任的时候，成天电话不断，接的我都不耐烦了。可是，现在，一月没有一个电话，你就全当给我帮忙里，你给我打电话，我记录在案，给你发话费补助。”对方有些尴尬地说：“倒不是话费的`问题，打电话也没有什么事情啊。”忙人充满期待地望着对方：“聊聊天，说说听到的小道消息也好啊。”对方被迫点着头说：“行，我有时间就给你打电话。”忙人笑着拍了拍对方的肩膀，以领导的口气说：“你是一个好同志。”看着忙人和老婆离开了，那人把捏在手里的小纸片扔进了垃圾桶里，嘴里嘟嘟囔囔地骂道：“驴死了架子还不倒。你在台上的时候，像个兵马俑，三声四声把你问不响，现在，你倒认识我了。”
忙人坐在电话跟前专门等候接电话，就是没有人打进来。听到隔壁的电话铃声不断，他浑身就像钻上了蚂蚁不自在。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到街上去，申明打电话有奖。闲人们站在旁边观看和议论。他的女儿从这里经过，上前一看是父亲的毛笔字，是娘家的电话号码，急忙将大字报撕了下来。她开始四处奔忙，为父亲找工作。后来，在关工委找到了一个义务辅导员的差事，忙人非常高兴。他戴上眼镜，爬在他的办公桌上写了三天三夜讲稿。于是，忙人又忙碌起来了。被请到各个学校去做辅导报告，忙人又坐在了主席台，他找到了良好的感觉，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直讲得满场鼾声雷动，直讲得满场八成的座位成了虚席。后来组织者，不得把礼堂的三个门都锁了，只留一个出口，不允许退场。这样一轮下来，也没有人再请他了。忙人又变成了闲人。
忙人不甘心自己遭受的冷落，看到同龄人退下来，许多人又找到了工作，有的医生和教师，在领着退休金的同时，每月还要挣三四千元。忙人非常不服气，他心理不平衡，难道我一个堂堂的领导干部，还不如一个江湖郎中！他四处去应聘，结果都碰了壁。人家问他会什么，能干什么。他说他能讲话、能坐车、能喝酒，还能做报告。业主捂着嘴偷偷地笑。有人安慰他说：“你年龄大了，好好享享清福吧。找什么事情呢，你不会电脑、不会开车、不会英语、不会财会、不会技术，能干什么呢。”他垂头丧气，心里很不舒服。难道我辛辛苦苦一辈子，为革命把狗眼熬烂，为革命把狗腿跑断，到老了竟然百艺无能，成了废物？！忙人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
后来，女儿为父亲找到了一个适合他干的工作：在一个私人小厂看大门。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开锁大门，扫院子，发报纸。有人半开玩笑地说：“让你领导干这些事情，不是康茂才睡马坊大材小用嘛。”他怕别人说他爱钱，见了人就解释说：“我干这个事情，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生活有规律，找回忙碌的感觉和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