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甚至已经记不起我究竟是几岁开始上的学，但我至今仍然能清晰地记得那所由四面土墙围着三栋房子组成的小学的模样，记得校门外尘土飞扬的操场上挺立着粗壮杨树干做成的篮球架。
学校的北面紧挨着上塬村部，我们去的最多的就是梁珍祥的小卖部，一到课间十分钟，我们便撒腿跑到小卖部，小同伴们一个个伸出脏乎乎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鸡蛋或者两个鸡蛋，踮起脚尖把鸡蛋小心翼翼地放在柜台上：
“我要铅笔。”
“我要擦子（橡皮）。”
“我要削铅笔刀刀。”
……
剩余的钱梁珍祥总会扔几个“洋糖”给我们，我知道小同伴的这些个鸡蛋都是偷偷从家里拿出来的，我已经想不起我到底有没有干过从家里偷鸡蛋的事儿，反正那个小卖部我是经常去的。我总喜欢看那些一层一层摆在货架上的东西，喜欢看梁珍祥哗啦哗啦麻利地拨动算盘的手指，有时候我给他五毛钱就买一支铅笔，剩下的买“洋糖”，像这么简单的计算，他也要划拉算盘算一下。
常买的东西不是纸就是笔了，那时候的作业本都是自己订的，买一大张白纸，拿回家裁成32K大，用针线缝在一起就好了。
读完二年级我居然用了四年时间，我自己都搞不懂了，我是笨吗，应该不是，至少我姐没少说过我聪明。那就是贪玩了，突然想起挨的老师的那些打，也许已经能说明问题了。
老师不但打人，还动不动就威胁人：“去回去把你爸叫来。”这是最让人头疼的，与其回家找打，还不如在学校让老师打，老师们打人也是各具特色的。
李有德老师总喜欢拧耳朵，他会很艺术地提溜着你的耳朵让你在原地转个十圈八圈还不松手，懒得用手了，他就用教杆打耳朵。其实那教杆就是我从我们家扫帚上抽下来的一根细竹竿，为响应班级里要大家做好人好事的号召而做成的。
还有黑板檫是我剪下我们家炕上的羊毛毡的一角，再用鞋钉钉在小木板上做成的。有时候我们低着头在桌子下面玩，老师一生气，那个黑板檫就飞了过来，唉，辛辛苦苦做个好人好事，却成了老师教训我们的武器！
李校儒老师上课就是嗓门大，个子也大，站讲台上，铁塔一般，不怒自威，等怒了就直接扇我们耳光。
张新城老师我总觉得此人学问大，很少打人，上语文课时总会拿着几本合订在一起的'作文书，时不时的给我们读一段范文，他也是一位经常夸我的老师，可能觉得我作文写得好，他曾跟我说，你要这样一直保持下去，以后当个记者是没有问题的。
我一直很纳闷周德元老师的脸怎么那么黑？黑得发紫！音乐课上总能看到他拉着一把二胡，教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那些我们不喜欢的歌，唱着唱着，他的二胡突然响起了秦腔的曲调，大家都在静静地听，感觉这秦腔戏比歌曲好听多了！
校长王升堂老师平时很严肃，我们也都知道他脾气大，看见了就远远地躲开。但他讲课时完全是另一番情景，讲话幽默，居然把数学课讲得很生动，他打起人来也是与众不同，一次打马金海时，先脱了外衣放在讲桌上，再挽起袖子，“啪、啪”，耳光打得极其响亮！
课堂上挨了打，放学回家路上依然快快乐乐，热热闹闹，记得一起挨了打的小同伴总爱说一句话：“骂了就当风吹了，打了就当驴踢了，”这是多高的境界啊！
那时候多憋屈啊，大人们早就和老师一个鼻孔出气，见了老师就讲，“我家娃娃要不好好学习，你就给我好好打啊！”所以在学校里挨了打还不敢回家跟大人讲，所以那时候的我们已经意识到只有练就自己的抗打击能力才是王道——死猪不怕开水烫！
当我二年级又留级的消息传回家里时，我一下成了姐姐取笑的对象了，她沉着脸问我：“你打算留级留到什么时候啊！”
我父亲好像不以为然，也许他觉得这样也许更稳当些，留级等于打基础了，无非就是多念几年。
可怕的是，每当我家来了亲戚，他们总要摸着我的脑袋问，“上几年级了？”
“这娃到学校耍得不好好念么，一年级留了一级，二年级留了一级，照这样念下去胡子都要掉到脚把骨（脚后跟）了！”这时候，我爷爷这样的回答让我极度不爽！
“娃碎着哩（年龄小），还瓜着哩，大了就知道学习了。”亲戚继续摸着脑袋安慰着我的爷爷说。
感觉我好好学习是从二年级留级的那一年开始的，后来升到三年级、四年级，就成功地进入了好学生的行列！几乎每次考试成绩几乎都排在全班前一、二名，当我一次次站在讲台上读着自己作文的时候，觉得当个好学生是多么幸福的事！那些个曾经让人觉得可恶的老师现在都是那么可亲，更多的表扬代替了批评，挨打的时代真是一去不复返了！
学校的老师们除了校长王升堂是朝那人外，其他几位老师都是和我们一个村的，现在想想，老师们的工作是那样的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尽管他们的教育方法也许不是那么科学，有时简单粗暴，但对于我们这些野惯了的野孩子，连家长也没有办法。但在那样的条件下，他们的确是尽心尽力的认真地教过我们的，在我人生的启蒙阶段，这段时光无疑是快乐的，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对我以后人生道路都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真心地感谢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