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大秧歌》不论是在传奇叙事的结构布局上，还是在侠义情怀的主题渲染上，所取得的艺术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
一、电视剧《大秧歌》对传奇叙事方式的创新
1.传统传奇叙事策略的继承
情节的曲折离奇，主角形象的出身奇异，是传统传奇题材创作的叙事策略。在《大秧歌》中，主人公海猫的出身奇特，便为全剧的传奇叙事奠定了感情基调。主人公行走江湖20多年，却在将近而立之年仍然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因此便为在大秧歌会上寻觅生身父母设定了传奇叙事的伏笔。除了主人公的出身奇特外，环境布局的奇特也是该剧的重要亮点。该剧设定的时间段是20世纪30年代晚期，地点是山东海阳虎头湾镇。为了争夺出海权，相互对立的两大家族彼此之间结成了世仇，不但在出海权上势不两立，甚至规定后代之间不许通婚。于是主人公的出身传奇和环境传奇便在剧中形成了点与面的建构。本来以乞讨度日的海猫，偏偏机缘巧合被两大家族中的千金吴若云和丫鬟赵香月同时看中，于是便引发为一场“三人组”模式的爱情纠葛。
在这种情感纠葛的网状情节的编制之下，海猫率真可爱的性格，更为传奇叙事的延续提供了充足的空间。海猫在命运坎坷中无数次地绝境逢生，使得全剧的情节离奇跌宕，足以吸引到观众的眼球。
当然，作为全剧的主题，抗日仍然是最终的传奇渲染的对象。在抗战传奇的渲染策略下，藤田大佐强令虎头湾的民众为日军“载歌载舞”，表现出对征服中国的自信和狂妄。虎头湾民众则假意服从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在林家耀的“翻译”掩护之下，借助广场秧歌的演绎，利用唱词对日军进行了各种冷嘲热讽，令日军哭笑不得。日军强令民众舞动秧歌，以示自己征服者的姿态，共产党暗示民众以秧歌唱词回敬日军，则意味着反对征服和压迫的巧妙和决心，在鼓励人民积极发扬智慧的同时，又将传奇性推向了极致。
2.突破传统题材中“为情节而情节”的处理手段《大秧歌》对传统的创新，体现在突破“为情节而情节”的处理手段上，使得传奇叙事别有了一番审美意蕴和艺术高度。该剧在追求情节跌宕的同时，更是始终致力于寻觅一种情节模式和人物性格之间的积极平衡，在情节跌宕起伏的同时，刻画出人物形象的典型性。
郭靖宇导演的传奇大剧，在情节渲染和人物形象性格特征的'强化上，总是致力于二者之间的稳步并行。例如在剧本中，海猫在千方百计寻求亲生父母的过程中，竟然阴差阳错地得出了这样的线索和结论：
自己的出身十分不堪，是吴家长工吴明义和赵家族长妹妹赵玉梅的私生子，一生下来就交给族外的瞎眼婆婆代养，几岁就成了叫花子到处流浪。好心奶奶的言传身教，流浪儿的艰难经历铸就了他善良、仗义、机敏、敢于冒险、维护自尊又爱面子和喜欢夸饰的性格。除了海猫之外，另一个主要人物吴若云，其形象的典型特征也是在传奇渲染下得以生成。作为吴大老爷家的独生女儿，自幼娇生惯养、养尊处优，又受过西洋教育，使得吴若云的性格能够实现高傲任性和叛逆进步之间的完美统一。而赵香月与她相反，出身贫寒的她以勤劳热心和富于革命精神而著称。再看其他人物形象均是在情节渲染和传奇描绘中构成了各自鲜明的性格：吴乾坤乃官绅之后又当过旧军官，自负、行事强势;赵姓族长赵洪胜在家族争斗中的弱势经历形成了他的势利又精于谋算。其他如赵大橹的耿直、吴江海的贪婪、林家耀的新派作风、吴天旺的阴暗，几个日酋的残忍与毒辣，都可谓个性分明。所谓建立积极的平衡，表现在编导一方面按主要人物性格的走向设计了剧情发展的总格局，另一方面又用人物相互的性格碰撞推动了具体情节的发展。
二、电视剧《大秧歌》对侠义情怀的运用
《大秧歌》的侠义情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突出主要角色身上的侠肝义胆，一个是发掘配角身上的侠义色彩。
从主要角色塑造上看，海猫最终以自己的义举感化了两大家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面前，即便是势不两立的人物，也能够在侠义情怀的感召之下，毅然决然地走在一起，并积极配合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种侠义情怀，有力助推了正能量主题的凸显，使得爱国主义在剧作的立意上，显得更加熠熠生辉。
从次要角色塑造上看，《大秧歌》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指引下，将侠义情怀也设置在各类小人物的身上，抹去了英雄史观的干预，把重心落在了小人物的成长上，使得小人物在“大秧歌”舞台上也拥有了为传奇而“代言”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所谓的“小人物”，并不是通常意义上根正苗红的战士，也不是帅气文雅的书生才子，只是平凡的世俗之人。这些人在经历了战争和生死的考验后，都成为了能够担得起“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精神的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