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古”和:贯通“释古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条道路
1929年，陈寅烙诗赠北大史学系毕业生:“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余英时先生云，此诗第三句指的是当时国内的两大史学流派:“鲁仲”系胡适领导的“整理国故”一派，包括顾领刚领导的“古史辨”运动在内，“田巴”指马克思主义史学派。“鲁仲”指胡适，余先生引陈寅烙《王观堂先生挽词》“鲁连黄鸦绩溪胡”为证，极具说服力。但“田巴”所指似尚未妥。杜正胜早对此说提出异议，谓其时马克思主义史学还只在青年学生中流行，尚无为史学界公认的成绩，不足以对陈寅烙形成严重刺激。其实，照余先生征引的材料来看，所谓“田巴’，非指旁人，盖即顾领刚也。《史记正义》引《鲁连子》:“齐辩士田巴，服狙丘，议程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霸，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此处所举“田巴”特征，一是激烈的否定传统(“毁五帝，罪三王”久一是具有鼓动性(“一日服千人”久在当时的史学界中，惟古史辨学派足以当“层累造成的古史说”的建设向度。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是顾领刚学术思想的一个核心。对此，不管是古史辨的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无异词。1924年初，胡适就说这个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胡厚宣写在1949年底致力于表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一书，特以“唯物史观作中国社会经济历史的探讨”淦释“释古”取向，也说到:“现代疑古学最大的贡献，一个是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的古史观’，一个是顾领刚的‘层累造成的古史观’。’，至于曾亲与“古史辨”运动又亲自参加了建设“上古信史”活动的董作宾后来描述那一时期的中国史学界，说:“十大本《古史辨》，主要的观点只是一个‘疑’，一个‘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信念之下的极端怀疑。’
根据顾领刚的自述，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是他已经开始辨伪之后，在1922年春天形成的一个看法。是年，为了替商务印书馆编《中学本国史教科书)),顾氏将《诗经》、《尚书解口《论语》中的古史观念加以比较，“忽然发现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的问题”。他将这三部书中关于禹、尧和舜的叙述集合起来，发现它们随着时代发展而愈益复杂，于是“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一年以后，他在致钱玄同的信中对此说做了初步概括:首先，‘旧寸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其次，‘旧寸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
上述几位通常认为与顾领刚在观念上相去甚远的学者，在有关“古史构成”的看法上却与后者不无意趣相投的地方。这些相近到底是不谋而合，还是受到顾氏的影响，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殊难臆断。不过，这些文章的发表均在顾领刚提出层累说并引起广泛关注之后，且徐、蒙二文处理的具体问题均与之相关，至少应该有受影响的.一面胆此并不排除先已有类似观察再受到影响的可能，而具体的“影响”也可能表现为反驳或修正)。进一步，这也表明，类似于层累说的观点实已成为其时不少人的共识，而双方的对立并不如一般认知中的那样大。历史的层累构成说亦有可能被建设性地运用，以证明古史未必即是前人的有意伪造，而后世的各种叙述亦不会是完全的虚构。
历史研究中的“故事眼光”
陈寅烙、徐中舒、蒙文通的论文，均注意于传说与历史的关系，而这正是构成顾领刚层累说的核心内容和方法之一，以至于钱穆曾称之为“传说演进的古史观’，。这几篇文章研究的对象均属于“上古史”范畴《蒙古源流》亦蒙古族的上古史久问题相近应是造成他们思路相通的重要原因。王国维曾云: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虽然他们对传说在古史中所占比例的多少提全部抑或是大部分或者一部分后法不一，但古史既与传说不易区分，则研究上古史，便不能不注意到传结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乃是中国现代史学研究走向逐步成熟的时期。史家们在形成不同学术取向的同时，也分享着一些大体相同或相似的观念。从“故事的眼光”看“古史的构成”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层累史观，只是这些共识中的一个而已。但长期以来这一观念多被视为“疑古派”的“专利”，故本文指出此一现象，以提醒学界进一步的思考。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一学术倾向也建立在其时学术界共同接受的一些观念之上。第一即是有关历史演进的观念，而进化论又是此一观念的核心。徐中舒曾云:“文化之进展，应有一定之次第，层累而上。’，这里虽然用了“层累”二字，但主旨谈的是历史发展的进程，而不是古史的层累构成，惟其思考方向与古史层累说仍是一致的。而此说依据的理论正是“进化论”:一方面，有关古史的叙述之所以日趋丰富，越追越早，因其作为历史进程的产物，本身就遵循着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规则;另一方面，有关古史的理想化描述被打破之后，反过来更可突出历史进程自身的进化方向。顾领刚在阐发层累说时宣称要“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便展示了这一思考，而这一点恰是其论敌刘〔黎亦“很赞成’，的。双方看法的对立并不在此，则古史的层累构成自然可以为“释古”者所用还是俗说，作为史料都获得了同等的地位址匕就大体而言，具体问题上当然是有差别的)。这使得前人视为“不雅驯”的神话传说被重新评估，甚至走向中心。而清末开始传入的包括社会学和人类学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也使得民间材料亦具学术价值的认知广为学界接受。事实上，民俗学在欧洲的兴起也是“发现人民’，思想运动的产物。其中，德国乃是这一运动的发源地与重要的研究基地之一。陈寅烙、傅斯年均在德国留学过，他们对于神话与民族源流关系的讨论，显然受到这一背景的影响。
从学术界不同学科势力演变的角度来看，文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得势也为这一视角的形成提供了时代性知识氛围。20年代初期新史学运动的参与者大多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与追随者，而文学正是其时最受人瞩目的科目之一。顾领刚曾说，民谣运动的初始“不过想供文艺界的参考，为白fir,歌、竹枝词等多一旁证而已”，之后才令他感到“它在民俗学方面的知识比较在文学中的地位为重要”，而开始越来越注意到民俗学，“文学一义简直顾不到”。这段回忆当然不足以说明整个“故事视角”的形成，但也看出新文学运动在其中起到的推动作用。此外，小说和戏剧这些更重情节的文学体裁在新文学运动中地位得到极大提升，大概也味必是在有意识的层面胎发了用“故事眼光’观察历史的可能性。
不同史家在实际研究中体现出的共识，既有相互学习和借鉴的一面，也有在争论中彼此塑造的成分，而共同的时代思想和知识气候的作用亦是不能忽视的。然而，长期以来，学者均更多地注意到“释古”与“疑古”两条路向的相异之处，却很少关注他们的共同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已经形成的古史辨致力于破坏的形象有关，而形象一旦形成，便具有一种特定的暗示能力，足以使人对不符合这一形象的特征视而不见。然而，正如本文力图揭示的，顾领刚自有意识地开始辨伪不久，就不断地注意到古史的建设问题，并逐渐发展出不少与“释古派”学者非常类似的认知。这一现象表明，我们此前视为大体确定的派分，在揭示了一些重要的学术现象的同时，也遮蔽了另外一些同样重要的学术现象。更为多角度地表现历史，仍是历史学需要进一步努力的目标。
